纪念邓小平与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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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全面深化改革元年。2014年8月22日,又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此前,《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一上映,就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官方亦首次为邓小平立传,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在全国出版发行。

习近平在纪念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用了邓小平这样一段多次讲过的话:“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这段话实际上是一个大政治家面对时代大势时的一种自觉体认—既要勇于担当,同时也没有必要被捧上神坛。这非常符合邓小平所自称的“实事求是派”的执政风格,对当下正全力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有很大的启迪。

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诞辰之所以形成一股潮流,也正是因为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后,人们期望能从“总设计师”邓小平那里获得宝贵启迪。“改革”正是将一位大政治家的诞辰与当代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这恰恰首先就需要邓小平所一直倡导的求真务实精神。正如习近平讲的,“事实是真理的依据,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将邓小平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并且评价其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这是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36年之后的重要判断。的确,无论是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都已经处在一个新的重要节点上,有许多重要课题需要执政党回答,并给出解决方案。
讲话重点总结了学习邓小平6个方面的内容,即信念坚定,热爱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战略思维,坦荡无私。如果梳理习近平重要讲话中的评价式段落,以及引用的邓小平的话,那么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就是习近平的讲话实际上也勾勒出了一个大政治家所应当具有的风格。

首先就是,一个政治家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根本上还是对历史大势的把握。正如习近平所说:“像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就在于他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伟业。”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建立在对世界和国内大势清醒认识基础上的方向感。过去我们常讲“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具体工作实践中的方法论,但在方向感上是日益清晰的。只要读一读《邓小平文选》等公开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出,很多东西的提法肯定经过变化直到最后成形,比如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但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一直是坚定不移的。就是在众所周知的“国际国内政治风波”时期,邓小平仍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

一个大政治家总是要面对各种权力和利益纠葛,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要把一种在多种层面上都与过去截然不同,以至于会引起很大意识形态争执甚至权力斗争的方向确定下来,其间的艰难险阻是可以想象的。即使如毛泽东称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这样的大政治家,也不例外。从1977年73岁时最后一次复出到1992年88岁时南方谈话以及年底的中共十四大,是15年的时间,邓小平所认定的基本方向可以说最终确立。这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看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剧情也就很清楚了。

8月21日,邓小平之女邓楠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文章《我们心中的父亲》。其中有段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时的描述,更可以让人们理解到开创者的不易:“他真是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感情,甚至最后的一点精力。这次谈话以后,父亲的身体状态在很短的时间里急转直下,再也没有缓过来。父亲正是用这种拼命精神,完成他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完成他的政治交代。”

今日全面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自然和邓小平时代有了很大不同。邓小平讲过的话,当然也要看具体场合、具体时间节点等因素。正如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时反对“从本本出发”一样,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诞辰,重点也不是重复一下他讲过的话。正如习近平讲话所表达出的,最重要的是,执政党有条件从更长的历史段总结那段15年的历史,对今日之大势进行深刻把握,并且以邓小平那种百折不挠的坚定精神,回应人民的新愿望。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进入密集出台期的当下,纪念邓小平诞辰给出的一大提示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习近平在多次关于改革的讲话中也反复强调这一点。这在邓小平那里有更为朴实、形象的语言表达,比如习近平在讲话中所引用的,“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之所以有“新东西”出来,是因为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搞活”。他曾经讲:“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一位观察家在仔细研读《邓小平文选》时也有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邓小平的讲话并没有对重大经济政策比如金融、产业转型等等,提出过多、过细的专业意见,反倒是敢闯、敢试、不要怕等等营造改革和政策氛围的东西更多一些。这一点对今天推动改革还是很有启发的。
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各方面制度更加定型。比如,过去刚开放市场的时候,假冒伪劣等问题曾经相当严重,当时处理这些问题虽然也是严肃的,不过也同时需要顾虑到会不会对改革开放政策造成负面影响(正所谓立信不易)。今天当然不需要这样了。但脱离开这些具体问题,邓小平“对内搞活”的思想对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多次强调的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的思想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后大力推动的政府简政放权也是如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现在“剩下的任务都是极难啃的‘硬骨头’”。在8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就批评说:“我到一些地方调研,大家普遍反映,改革‘最先一公里’的力度确实不小,但也不同程度存在‘明放暗不放’等问题。”简政放权和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密切相关。正如李克强说的:“简政放权这场‘自我革命’必须向纵深挺进,‘放’与‘管’要协同推进。否则,若想稳增长、保就业,就可能走回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所谓走回老路,实际上就是继续固化既有的利益结构和权力运行方式,与现代治理体系自然也就是背道而驰。

既然是全面深化改革,“搞活”当然也应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如果说过去经济不搞活,市场经济体制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微观基础的话,那么今天如果没有全面的“搞活”,那么现代治理体系也会失去最深厚的社会根基。比如,如果社会组织发展不起来,我们怎么告别大政府的父爱主义和全能主义呢?

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的长篇报道《更高举起改革开放伟大旗帜》,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一代伟人最真诚的缅怀、最深情的告慰,就是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就是实现他未圆的梦想。”在社会各界纪念邓小平诞辰的讨论中,“未竟的事业”也是个热点。

这个提法是过去20年执政党的宣传工作中很少见到的。对于执政党来说,提出邓小平的“未竟的事业”,实际上是今日全面深化改革和当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再一次接续起来。这自然就有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理解这个“未竟的事业”。习近平前述讲话接近结束时,引用了邓小平的两段话,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基本答案。一段话是说,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仍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一段话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总而言之是一句话,“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日报》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系列评论提供了一些具体答案。比如8月20日的《没有公平就失败了》,其中讲到:“‘当一位领导人的生涯落幕时,观众的生活已然变化,历史的道路可能也大为转变。’应当说,正是‘先富起来’的历史选择题,让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她的13亿人民,站到了一个可以讨论更高层次问题的新起点。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 评论中提到的,“寒门难出贵子”,“知识不是力量、编制才有分量”,“无机会群体”等,的确是这些年出现的导致严峻社会矛盾的两极分化现象。

“发展起来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好,可以说直接影响了道路认同问题,当然更不必讳言的是,这更会影响到人们对道路开创者们和继承者们的历史评价。

总之,“未竟的事业”关键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判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仅是经济含义。只要我们不局限于某个历史片段,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之所以成立,不仅仅是原先说的经济上的贫穷落后,也体现在人民的民主权利如何更充分保障,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有哪些更好的实现形式,社会如何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权力如何真正关到笼子里面去等等问题上。也就是说,“未竟的事业”更多是说要寻找解决方案,但我们应当追求什么的方向感应该是清晰的。历史给一个政治家最终定位的密码就是“方向”这个关键词。为了完成“未竟的事业”,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推动的执政党和政府的“自我革命”,可以说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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